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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他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方法和动力都有了新的认识，终于达到他一生思想的最高点。在近代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最后能那样重视工农群众的力量，重视同共产党的合作，并同它结成联盟，决不是偶然的。孙中山一生经历的艰难的探索和最终的选择，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是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
——金冲及
作者简介
金冲及，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试论孙中山晚年的道路
文
金冲及
选自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三联书店，年8月即将出版），原载《历史研究》年第1期。
孙中山是一个有着强烈自信的人。当经过深思熟虑，选定了自己的目标以后，他总是以最大的决心和献身的精神，不屈不挠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一时的挫败，周围的流言，都难以动摇和改变他的决心。孙中山又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尊重事实，有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并不把自己的想法看作不可变更的。如果客观事实一而再地证明他原有的想法确实错了，经过痛苦的反省，他能断然作出使周围的人感到吃惊的新的选择，尽管他内心也许仍存留着某些矛盾的地方。
又自信，又谦虚，这两个看起来相互冲突的不同侧面，浑然一体地统一着，构成了孙中山性格的复杂性。他的主张和决心不是不可改变的，但又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新的代替旧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两者有时很不和谐地同时并存着。孙中山一生中有许多使人感到费解的矛盾而曲折的经历，其原因常在这里。简单的公式，在这种复杂现象面前是很难作出恰当的解释的。
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变化，也可以作如是观。
晚年孙中山（修复版照片）
一
孙中山为什么要护法
民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孙中山一直在为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而奋斗。从年到年将近八个年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先后投入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护国，就是要维护他常说的“共和国体”。护法，就是要维护被他看作“国体之保障”的《临时约法》。
在孙中山这时的心目中，“共和国体”是他“唯一之生命”。年3月28日，他给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说：“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以二十余年来惨淡经营，所得者新建立之共和国体耳。为国体之保障者为约法，而约法之命脉则在国会。”“共和国体若危，文视为唯一之生命，必尽其所能以拥护之。”“何也？为图中国之长治久安，实舍巩固国体外，无他道耳。”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封面
其实，孙中山对他竭力维护的这部约法是很不满意的。他甚至说过：“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只要拿他在年起草的《革命方略》同年的《临时约法》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两者间的明显不同。《革命方略》中规定：在各地起义后，第一件事是建立军政府，经过“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再到“宪法之治”。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专制余毒涤除净尽”，并“注意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然后才能进入“宪政时期”。孙中山以后说：不经过这个过程，即便挂起民国的招牌，“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他感叹地说：“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于是根本错误，枝节横生，民国遂无所恃以为进行，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他也不满意《临时约法》中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认为没有经过地方自治训练而举行的国会选举，只能为土豪劣绅求官之捷径，“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
孙中山对这部《临时约法》既如此不满，为什么还要这样维护它呢？这需要注意到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十分讲究实际。他对胡汉民说过：“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理做方法。”在现实生活中，他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部《临时约法》是民国元年经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的民国根本大法。南北议和时，孙中山曾坚持要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把它作为服从民国的证据，才接受了和议的结果。这就使《临时约法》成了“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并得到举国上下所公认。以后，孙中山在多年斗争中一直以维护约法为号召。护国运动中，他说过：“今独立诸省通电，皆已揭橥民国约法以为前提，而海内有志后援、研求国是者，亦皆以约法为衡量。文殊庆幸此尊重约法之表示，足证义军之举，为出于保卫民国之诚。”护法运动中，他同样宣告：“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民国最高之法律，在宪法未施行以前，其效力与宪法等。凡为民国之人，皆当遵守，无敢或违者也。”
既然《临时约法》早被孙中山说成是共和国体的根本，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并已在国内得到普遍的承认，那么在他看来，要巩固共和国体就只能从维护《临时约法》着手，没有别的路可走。用他的话说：“故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使国人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甚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摇撼。”
护法，是孙中山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拿定的主意。这个决心不会轻易改变的。尽管环境那么险恶，他自己在多年中对这个决心一直充满着自信，“奋然以一身荷护法之大任而不少挠”。
二
第一次护法失败后的反思
可是，第一次护法运动的结局，给孙中山的打击也许太残酷了。因为这个打击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来自孙中山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广东恢复起来的那个“国会非常会议”。
本来，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所以容忍孙中山到广东召集国会非常会议，建立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只是想让它成为一块招牌，“利用护法之名，可以宣告两广自主，可以专擅军民财政，可以自由开赌及贩卖鸦片”。两广的实际权力依然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正如有人所说：“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陆荣廷所派的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甚至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这种局面当然难以长期并存下去。
为了结束这种局面，桂系军阀等曾想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来代替孙中山的军政府。但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其一，国会非常会议既产出军政府，将不能复有一对峙之机关由之产生；其二，联合会议若不由国会非常会议通过，自行成立，将贻北人以口实。”他们又想压迫孙中山自行取消大元帅职务，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却“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就采取釜底抽薪的做法，拉拢一部分议员在国会非常会议上提出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行七总裁合议制，从法律上根本取消孙中山所担任的大元帅职务。出席会议者六十余人，赞成者四十余人。
孙中山戎装照片
这个意外的打击对孙中山实在太突然了。第二天，他约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军政府谈话，忍气吞声地说：“军政府视国会为君父。国会之所决议，军府无不服从。”接着，他就倾诉自己难以抑制的愤懑：“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的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今乃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名义，今日何以自解？”他断然说：“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在军阀横行的局面下，要跟他们谈什么“法治”，岂不是与虎谋皮？孙中山这次谈话丝毫没有取得效果。年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照样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孙中山既然宣告“视国会如君父”，那么，这个虽由桂系军阀暗中策划却经国会非常会议正式通过的修正案，他又有什么办法拒绝呢？这颗苦果只能由他自己吞下。同一天，他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出《辞大元帅职通电》，沉痛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什么“法律及民意”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孙中山从这次残酷打击中悟到的重要教训，也是他以后思想变化的重要起点。
纵观孙中山一生，可以反复地看到这样的现象：当他的革命事业遭受一次重大的失败后，他的思想往往有一次重大的进步。失败使他震动，使他失望，但却不能使他灰心。他常常处在长期的沉思中，力图寻找出他的设想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所在，并利用失败后稍为空闲的时间，从事新的探索。
孙中山年6月25日从广东回到上海后，就闭门著书，很少过问外事。这书是《孙文学说》，提出了“行易知难”的主张。但什么才是可以挽救中国革命的真知？孙中山仍感到惘然。怎样对待当前的时局？他也提不出好的主意来。这使他感到极大的苦闷。他说：“对于时局尚想不出办法，故绝无主张，总由同志多数意见是瞻耳。”到第二年5月间他批许崇智函时还说：“此后吾人之生存成功，皆靠冒险，能之则生，不能则死。”把希望寄托在孤注一掷的“冒险”上，想从中创造出奇迹来，这反映了孙中山内心的烦躁和苦闷。
这时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孙中山对这个革命表示了真诚的同情。他一到上海，就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可是，由于道路悬隔，传闻纷纭，他对俄国的实际情况还少有真切的了解，他注意力的焦点一时也没有转到这方面来，所以在他的言论和行动中，还很难看出这件事已立刻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以后不久，五四爱国运动的风暴突然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国，给了苦闷中的孙中山以极大的兴奋。
我们看到的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最早反应，是五四后的第八天，他嘱人代答陈汉明的信中所说：“此次外交急迫，此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中山先生同属国民一分子，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日来亦屡以此意提撕同人，一致进行。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
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他不仅充分肯定这个运动的意义是“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并且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诸君”一起来“唤醒国魂”。这是他思想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动。
我们看到的孙中山本人对五四运动所作的第一次评论，在他6月18日复蔡冰若的信中。他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他从“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中，看到了“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的现实可能性，相信“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就可以取得“吾党主义之大成功”。这就大大鼓起了他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为什么五四运动会带给孙中山那么大的影响？根本原因是它同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正相合拍，又给了他新的启示。
第一，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充分显示出在国民中蕴藏着何等巨大的力量。
以前，孙中山对旧中国军阀政客的横行早已愤慨到了极点。但是，足以推倒这些旧势力的力量在哪里？他一直没有找到。第一次护法时，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口头上赞成护法的西南军阀身上，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痛心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回上海后，他开始感到应该把希望直接寄托在国民身上。他在年4月1日写道：“今日欲维持民国，须于地方上开通民智，振起民气，使知民国乃以人民为主人，使各地之人皆知尽主人之义务，则国事乃有可为也。予现时一切时事皆不问，只从事于著书，以开民智。”但在很长时间内，在孙中山眼中，国民仍只是处在消极状态中，有待他著书去唤醒。至于能不能很快唤醒，对他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他仍陷于难以摆脱的苦闷中。
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眼前的世界顿时改观。原来仿佛沉睡着的国民的力量，一下子奇迹般地从地平线下涌现出来，成为谁也无法小看的力量。它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多年来仿佛可望而不可即的期待，一旦成为现实，这怎能不使孙中山感到惊喜交集呢？6月间，群众运动的重心转到上海。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是日，孙中山先生被邀请未到，改于次日在环球学生会讲演。”讲演会后，听讲的陕西学生代表屈武到他的私宅去拜见他。孙中山很高兴地同屈武谈了一小时左右，他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8月7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迩者世界潮流群趋向于民治，今日时事维艰，然最后之成败，自以民意之向背为断。吾人苟能务其远大，悬的以趋，黾勉不懈，总不患无水到渠成之日耳。”
一种新的希望朦胧地在孙中山眼前升起。他的精神状态变得乐观而开朗得多了。
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反对巴黎和约为起点的。它强烈地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攘夺我国山东权益的强盗行径，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的不妥协精神。这自然又给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孙中山以巨大的鼓舞。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孙中山已开始看到反动的军阀势力是中国极大的祸害。这就是他所说的“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在孙中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这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对站在军阀势力背后的更大祸害——帝国主义，他仍看得不那么清楚。他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东后，去了日本，还想从日本得到援助。结果，希望又落了空。用他的话说：“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祺瑞），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一切计划，未能实行。”这种失望固然使孙中山感到痛苦，可是，他还只是失望而已，并没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正面的抨击。五四运动后不久，他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次运动中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那么大的愤慨，强烈地感染着孙中山，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6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他：“中国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孙中山先告诉他：“予向为主张中日亲善之最力者。”接着就猛烈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乃不图日本武人，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土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国与日本之立国方针，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他严正地告诉那个日本记者：“日本政府军阀以其所为，求其所欲，而犹望中国人之不生反动，举国一致，以采远交近攻之策，与尔偕亡者，何可得也？”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地、尖锐地并从立国方针上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反映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这两个变化虽还处在萌发的阶段，但对孙中山思想以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不会那么简单。像孙中山这样一个有着确定的政治观念和强烈自信的人，树立一个新的观念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前面所说的两个变化，哪一方面都不能作出过高的估计。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抨击，自然反映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而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他仍抱有很大的幻想，期望得到他的援助。显然，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不能说他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已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对国民力量的认识，又是他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他所看到的主要是学生的力量，真正构成国民主体的工人和农民仍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而学生运动在7月以后又逐渐走向低潮。在孙中山眼中，国民并没有形成一支很有组织的、可以持久作战的力量，难以直接成为他的依靠。因此，下一步该怎么办？孙中山仍在犹豫和徘徊。
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八天后，他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上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讲演，说出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话：“吾人欲救吾国，所可采者惟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原状，即恢复合法国会，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其二，则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也。”“救国的方法，就是这两条。诸君要把这两条认定清楚，看哪一条可以做得到，就要积极去做。”
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这段话呢？需要同时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提出了“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的问题，并且具体解释道：“根本解决的办法，怎样去做呢？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它，免致它再出来捣乱，出来作恶，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这说明孙中山在思想上正在孕育着一个重大的变动，在考虑“重新开始革命”的问题了，但这个想法还没有成熟，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一时仍无从下手。另一方面，他又把“维持原状”作为一种并列的方案提出来，这还是护法运动以来的老办法。对这种办法，他虽已怀疑，但并没有认定它是走不通的。结果，“看哪一条可以做得到，就要积极去做”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实行起来必然仍旧是仿佛易于做到的“维持原状”。
心里开始憧憬着要走一条新路，脚步却不自觉地仍沿着一向熟悉的那条老路走下去。这便是孙中山此刻的矛盾心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接着又会投入第二次护法运动的一把钥匙。
三
第二次护法中的矛盾心理和新的思考
内心的矛盾尽管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又催迫他必须采取新的行动了。
年春天，国内的政治局势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变化：在北方，直皖两系军阀已在酝酿大战；在南方，滇桂两系军阀因争夺在粤滇军的领导权，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已出现动摇的迹象。孙中山在离粤返沪时，在南方还留下一支他认为唯一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那就是陈炯明率领的援闽粤军。它是以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拨交的二十营军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最初，“兵额不过五千，枪支仅三千余杆”。开到闽南后，已逐步发展到两个军，不下二万人，控制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十余个县。孙中山在离粤北返时，曾去军中见陈炯明，“即以准备回粤戡乱时相勗勉”。以后，一直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
陈炯明（-）
桂系军阀在广东统治的动摇和援闽粤军的发展壮大，使孙中山又兴奋起来。他觉得护法似乎出现了转机。孙中山不是说过“看哪一条可以做得到，就要积极去做”吗？现在这条路仿佛又“可以做得到”了，他自然“就要积极去做”了。年12月，他写道：“今日救国急务，宜先平桂贼，统一西南，乃有可为。”这以后，他的精力和注意点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联络各方、策划回粤讨伐桂系军阀这方面来。
当时陈炯明在闽南却“溺于安乐，颇思苟且”。孙中山“一再电促回粤，陈氏皆不置复”。奉孙中山之命三度去漳州促陈炯明出师的朱执信，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甚至愤愤地说：“竞存（陈炯明）处力量费尽，疲玩如故。此际感情已伤，留亦无益。”到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陆荣廷密电广东督军莫荣新：“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已联直，尤应乘时利用。”他命令莫荣新向福建进军，并准备“讨伐”陈炯明部。而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却表示愿接济军饷，求得陈炯明部撤出闽南，反攻广东。于是，陈炯明不能不下决心举兵回粤。8月12日，援闽粤军在漳州公园誓师出发。他们打起“粤人治粤，桂军回桂”的旗号，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士气比较旺盛。尽管粤军在兵力上仍处于劣势，但“驻粤的桂军因为两三年来在粤搜刮，囊中装得太满，所以无丝毫抵抗力”。10月26日，莫荣新退出广州。粤中各地先后为粤军所占领。
广东局势的急转直下，使孙中山无法再作更多的考虑，在11月25日又启程南下，重新在广东建立政府。
这次南下是不是再打出“护法”的旗号？孙中山的内心是犹豫的。他在南下前的一封信中，诉说了他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吃尽的苦头，但一向在护法旗号下的粤军取得的胜利又给他点燃起一线希望，所以他接下去说：“幸粤中尚能勉收余烬，再茁生机，然所存者仅矣。今后倘各鉴前车，同心一致，尚不难收桑榆之效。”他鼓起勇气，要再试一试“护法”这条路是不是还能走通，可是他的信心已不像上次那样足了。他已在考虑：“若犹是不能达到目的，则惟有进而为革命耳。”
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发表演说。他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
这是一篇充满着矛盾和混乱的讲话：一会儿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一会儿又说，“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断章取义地加以引用，完全可以从中得出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来。语言上的矛盾和混乱，正反映了孙中山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但既然整个运动还打着“护法”的旗号，一切自然仍只能在这个旗号下进行。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立刻又投入异常忙碌的实际工作：第一件事，重新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出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设正式政府”。第二件事，命令粤军等攻入广西，经过三个来月的战斗，实现了两广的统一。第三件事，乘胜出师北伐。孙中山自己也到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北伐军进入湖南。第四件事，处理同陈炯明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年4月间，北伐军移师广东，大本营迁往韶关。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务。5月初，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攻。
尽管实际工作的日程几乎排得满满的，但第二次护法和第一次毕竟已经不同了。是不是应该继续打着“护法”的旗号？这个疑问在孙中山思想深处并没有消除。表面上，一切仍照着原来设计的轨道按部就班地走着；深入一层看，就会发现对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正在他思想中继续滋长和发展。这正是思想过渡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个变化：对帝国主义的新认识。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年12月，他对马伯援说：“吾人对日本无多大希望，只求其不行劫可也。”离上海南下前，他在国民党本部演讲时甚至说：“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而对英、美两国，他仍抱有很大的期待。
这种认识在事实面前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同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有很大关系。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以及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控制着北京政府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背后支持它的是日本。直皖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奉直战争以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成为孙中山在国内的主要敌人，而站在它背后的却是英国和美国。在南方，日益露骨地反对孙中山的新军阀陈炯明，也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这不能不激起孙中山越来越大的愤慨。
当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港英当局阻挠群众集会庆祝孙中山就职和捐款支持新政府。广州政府外交部向英国驻粤领事提出了抗议。年8月5日，孙中山致书咸马里夫人说：“我们打算进军北方，以逐走所有的大督军与亲日派。当然，和往常一样，英国政府正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以致使我们的一切重大成就化为泡影。”当孙中山同陈炯明的矛盾日益尖锐时，他甚至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说：“我最好的朋友陈炯明背叛了，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
孙中山既不是亲日派，也不是亲英美派。他所深切地关怀的只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在事实面前，他的认识在不断发展着。在这时，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要拯救中国，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离这一步已不远了。
第二个变化：对工人运动的新认识。
过去，孙中山的追随者中也有不少工人，但他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独立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很大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因为孙中山总认为中国的实业还不发达，在国内应该强调劳资双方的合作。他对工人的不幸生活表示同情，在到广州后颁布的《内政方针》中包括了“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等主张，但他基本的想法，仍希望通过实行民生主义来避免社会革命，而不是鼓励社会革命。给他很大冲击的是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先后参加这个罢工的海员达到二万三千多人，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邓中夏将它称为“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为什么这次罢工会受到孙中山的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