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酷爱饮茶，倾心茶事，精通茶道，是一位品茶圣手
苏轼的茶诗还反映了宋代茶馆的发展状况。我们先来看他的一首茶诗：环非环，块非块，中有迷离玉兔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千茶公子不忍千小团，上有双衔缓带双飞莺。(《月兔茶》)
《月兔茶》这首茶诗是苏轼写给献茶女妓的。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茶馆文化的某些特征。在宋代，像汁京、杭州这样的大都市，除了酒肆、青楼外，还存在着大量的茶肆、茶坊，它们即是宋代的茶馆，在那里，歌女献茶是茶肆、茶坊的行规。宋王朝茶馆的兴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茶的栽培地区遍及江浙、两湖和四川等地，在安徽一带甚至出现了专门种植茶的“茶户”，政府每年的茶税收入极为庞大。茶叶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种众多，茶叶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为茶的普及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由于产量的剧增和质量的提高，茶叶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饮料。
王安石的《茶商十二说》中有相关的记载：“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也说道：“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说明了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说，茶馆的兴盛是茶叶产量大幅提高，需求持续旺盛的必然结果。第二，宋代的城市经济尤为繁荣，市内的店铺作坊随处可见，营业时间也不再受限制，不但有夜市，还有晓市。在城市里还有固定市场和定期的集市，以及娱乐场所。在宋代市民经济、市民文化的发展中，茶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市民消遣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宋代的茶馆呈现出多样化的经营特色，自身也日趋完善。茶馆的功能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喝茶、买茶的需要，还供应茶点，有的茶馆还兼具娱乐场所的功能，提供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当时的茶馆可以分为这样的几类：有的茶肆专供行业聚会、谈生意之用，称为“市头”;有的“皆士大夫期朋悦友聚会之处”;也有茶肆与酒肆连同一道的；还有“花茶坊”和“水茶坊”等以茶水为名的妓院，那么《月兔茶》中所描述的情境就是发生在最后这一类茶馆中的。苏轼曾说：“有酒时求成仙，无酒时求成佛。”苏轼爱酒，也嗜茶。爱酒，就是爱世俗生活，爱世俗生活中的喧嚣枯噪；嗜茶，就是追求精神自由，追求红尘外的寂静空灵。苏轼仕途坎凛，穿行在屡遭贬滴的动荡生涯中，既要酒的排遣，更需要茶的沉淀和升华。他酷爱饮茶，倾心茶事，精通茶道，是一位品茶圣手，在其茶诗中，对煎茶、斗茶、分茶等茶艺活动都有细致的描述。
宋人煎茶可分为三步，先将茶饼研磨成粉末，再煎茶水，后注水入装有茶末的茶盏。苏轼在《次韵黄奕仲茶磨》中写到的“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即是说磨茶的“茶磨”，用它来把茶饼碾成粉末，置入茶盏，其次便是煎水。我们不难看出，煎茶之说，并非煎茶，实为煎水，将煎好的水注入盛有茶末的瓯中，稍等片刻即可品饮了。苏轼在其《试院煎茶》的自注中己作了说明：“古语云，煎水不煎茶。”所以煎茶重在煎水，而煎水又难在候汤。关于候汤，苏轼的《试院煎茶》云：“蟹眼己过鱼眼生，赡赡欲作松风鸣。”对于宋人来说，前半句的视觉描写己经变成了想象之辞，后半句的听觉描写才是他们切身的真实体验及辨汤的方法，松风乍鸣之时，鱼眼丛生。
宋之前的唐代，煎茶的时候一般要用蝮(大口的锅)，可以直接观测到水沸的全过程。陆羽《茶经·五之煮》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边缘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巳上，水老，不可食也。”宋代的煎水用瓶，难以目辨，故多依靠水的沸声来辨别汤水。鉴于辨声的困难，宋人李金南提出了一种“背二涉三”的辨水法，即水煎过第二沸(背二)刚到第三沸(涉三)时，最适合冲茶。还做了一首诗加以形象地说明：“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漂色绿瓷杯。”其大概的意思为，初沸时，声如阶下虫鸣，又如远处蝉噪；二沸时，如满载而来，吱吱呀呀的车声；三沸时，如松涛汹涌，溪涧喧腾，这时，赶紧提瓶，注水入瓯。而苏轼的“赡赡欲作松风鸣”即是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描述和把握。
